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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北平原上某个平凡而灰扑扑的小镇，正逢集日，四面八方的来客熙熙攘攘，把狭窄而摆满了杂乱摊位的市街挤得水泄不通。
街头一间撑着油布阳伞的茶铺里，一群敞着汗湿的短褂、沾满尘泥的裤腿挽到膝盖上的汉子，正喝着大碗茶，抽着旱烟杆，有一拨没一茬地聊着身旁的新鲜事。
“听说小宛村的二狗子被抓起来了，知道为啥不？”
一位精瘦黝黑、小眼睛大耳朵的中年汉子向周围的同伴神秘地眨眼道。
“哪个二狗子？”有人问。
中年汉子眯眯眼：“就是村东头马大嫂的侄子啊，常来咱们村运东西的，驾着辆胶**车，挽了匹枣红大马，威风着呢。”
“是他啊……”
众人交头接耳议论起来。
“挺漂亮个小伙子，看起来不像干坏事的啊，怎么抓起来了？”
“这话说的，长的漂亮咋就不能干坏事啦？”
“还是听听三叔咋说的吧。”
“对，三叔，您就给我们。”
被称为“三叔”的中年汉子看到自己的话达到了效果，满意地点点头，摆出惋惜的样子叹道：“二狗子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直，前两天乡里来了人，说是县里下了征调令，要征用他的马，他不干，人家用强的，他就动手了，这不，就给人家五花大绑，押到县里去了。”
“后来呢？”
听众们的好奇心已经被三叔勾了起来，显然不可能只被这三言两语打发走。
“后来？马大嫂托俺给他找关系，把二狗子弄出来，俺就找了小河沿的老孙头，让他当警察的儿子去给说说情，你们猜怎么着？”
“怎么着？”
“人家开价三千大元，否则就移送检察院，提起那个什么公诉来的，判个十几年算是轻的。还说战争时期军法行事，想坐牢都没门，要么丢到西伯利亚修铁路，要么扔去南洋修工事，死了都没人收尸。”
众人惊讶不已，面面相觑：“三千块？这也太坑人了吧？俺们庄稼人刨个十年地，不吃不喝也攒不到啊。”
“那咋办呢？”有人追问。
“还能咋办？凑呗，月底还凑不够数，二狗子就算完了。”
三叔摇摇头，表示说不下去了，抓起烟杆子堵住了嘴。
听众们不满地唏嘘起来，直到另一位高大壮实的青年汉子接过了话头。
“那算什么，俺大舅家原本有两头大骡子，干起活来是一等一的，去年给他们征去了一头，前两个月又要把剩下的一头也牵走，说是前一头已经给俄国人打死了，要拿剩下的这头补上。俺大舅急了，扛起锄头就要跟他们拼命，俺外婆跟舅娘好不容易拦下他，这才没惹出事来，可从这以后，大舅家就得用人来拖犁了，隔三岔五的还得叫俺过去帮手。”
他身旁的另一位小个子年轻人不屑道：“嘿，那有什么，别说俺们了，槐树坡那边的大兴农场，顶着官办示范的名头，厉害吧？从前整地压根不用活牲口，不是那喷烟大铁牛，就是那四**卡车，威风的不得了，那帮驾铁牛开卡车的王八羔子，把附近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魂都勾走了。”
“现在怎么样？铁牛拉走了吧？卡车没有了吧？哭着喊着跟俺们借牲口，呸不说俺家的骡子早就给征走了，就是有，给多少草料钱也不借”
不甘寂寞的三叔插话道：“大兴农场俺知道，他们不光用铁牛卡车，还往地里撒增产药、杀虫药啥的，俺就不明白了，人病了要吃药，这地好好的，喂这么多药下去，长出来的粮食还能吃吗？”
小个子年轻人笑着纠正道：“三叔，那不叫增产药、杀虫药，叫化肥、农药来的，化肥比咱们的粪肥好用多了，农药杀起害虫来更是没得说，就是价钱不便宜，第一次用还得请人来教。不过人家农场规模大，又是官字号的，花得起这个钱，还请得起专门的技术员，别看花销大，一亩地能比俺们多产五六成呢——不过自从开战以后，就没见过他们用化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