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商业史上，有个伟大的年份是1886年。
这一年，纽约的图书推销员大卫·麦克尼在推销《莎士比亚选集》的时候惊喜的发现，他随书赠送的香水备受顾客青睐，于是他用莎士比亚故乡一条河流的名字“avon”为名创立了雅芳香水公司；
这一年，可口可乐诞生于亚特兰大，它的产品无论是形状还是口味都显得十分怪异，但还是被市场快速接受；
这一年，大名鼎鼎的乔治·伊斯曼研制出了第一架自动照相机，并给他取名“柯达”……
如果要在中国的当代史上寻找一个像美国1886年那样的年份，那它一定会是1984年。
在这一年，后世诸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
几个月前的元旦，一直坐镇燕京的老人家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老人家到南方视察的举措，以新闻的方式传播全国。
随后中央又做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中国的对外开放由点及面，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就此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的商业浪潮。
在这样躁动而热烈的年份里，“下海”这个词也成为了这一年所有年轻或者不那么年轻的人们见面之后最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
全民经商的热潮正在降临，“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句顺口溜将以这一年为，在今后的几年里席卷整个中国大地。
“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也会成为社会上最常听见的抱怨。
陶玉成属于人不年轻，但心年轻的那伙人，看到单位里的小伙子辞职下海，他也不由得蠢蠢欲动。
在这样的草莽时代里，抱着他这样想法的人大有人在。其实他们可能也没什么要赚大钱的想法，就是单纯的想凑个热闹。
陶父在家里向来话少，更少于这么不留情面的训斥子女，更何况陶玉成现在都快奔四十了。
由此也可见，他对陶玉成的想法有多么反对。
陶玉成平时虽然没心没肺，但现在当着家里这么多人的面，尤其是还有几个小的，父亲的训斥着实让他有些下不来台。
见他脸色变幻不定，林朝阳打岔说道：“大哥，现在下海的人多吗？”
有了台阶，陶玉成的脸色好看了点，开口说道：“不能说多，但也不少。我身边能接触的单位里，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两个人。”
“这股风气刮的还真是快啊！”
陶玉成听着他的话，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可不是嘛！我看下海以后肯定能成为一个趋势。就像杜峰那样，一个月赚几千上万块，谁还上班啊！”
“那不至于。真正能赚钱，并且长久坚持下来的人不会太多的。”
林朝阳说到这里，见餐桌上的气氛轻松了不少，对陶玉成说道：“大哥，下海这事是大事，得从长计议才行。”
陶玉书这时也说道：“是啊，你跟大嫂俩人，就你上班，你要是辞职，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呸呸呸！乌鸦嘴！”陶玉成嫌弃的看着妹妹，“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好话不好听，你从小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下海做生意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陶玉书继续扎心，让陶玉成越听越难受，到最后饭都吃不下了，气呼呼的出了门躲清静。
晚饭后离开陶家，林朝阳对陶玉书说：“你给大哥留点面子，现在希文、希武都大了。”
“他这个人有了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我真怕他脑子一热，再把爸妈的棺材本给赔进去。”
“大家都知道你是好心，可也不能一点不顾及他的面子。”
听着林朝阳的话，陶玉书也开始反思自己，“你说我这两年日子是不是过的太舒心了？所以有点什么都想管的趋势？”
平心而论，现在的陶玉书和前几年比，确实少了些处事的圆融。
“可能是因为年纪渐长的原因，性格变得越来越沉稳了吧。”林朝阳的话说的非常含蓄。
陶玉书白了他一眼，但并没有反驳他，而是认真的反省了起来。
“其实你这一说，我也有些感觉。尤其是在对待家里人时，我现在好像有些越来越专横了。这样确实不对，我得改改才行。”
她脸上的表情认真的有些可爱，一下子让林朝阳回想起了夫妻俩新婚的那段时光，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几分轻松的笑容。
又过了两天，林朝阳收到了花城出版社汇来的《闯关东》的发表稿费。
《闯关东》全文645万字，放在这个年代属于妥妥的大部头，稿酬标准是一早就谈好的千字50元，发表稿费总计32250元。
字数又多，稿酬标准又高，如此数额的发表稿费，在现在的中国文坛几乎是独一份的。
这也是今年以来林朝阳收到的第三笔超过万元的稿费了，另外两笔分别是《渡舟记》和《高山下的花环》的出版稿费。
自去年11月出版以来，《渡舟记》总销量已经超过了155万册。
按照林朝阳与花城出版社的出版合同所定的万册7的印数稿酬，林朝阳3月份结算第一笔稿费时足足拿了41260元，创下了他写作以来最大一笔单笔稿费记录。
至于《高山下的花环》的单行本稿费，受电影热映的影响，在最近几个月里再次狂销了210万册，总销量已经创纪录的突破了一千万册大关。
这个记录照比后世原著的销售记录慢了不少，后世的《高山下的花环》在发表后两年之内便快速的进行了话剧、电视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风靡神州大地。
因为这样的全方位改编，让这部小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创下了千万册的销量奇迹。
但在此之后，小说的销量和影响力就急转直下了。
在这个时空里，林朝阳并没有急于达成改编合作，除了谨慎的答应了谢靳的电影改编要求外，对于其他找上门来的合作单位，他一律选择了拒绝。
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频繁的改编会透支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